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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写过一个东西。由于需要，有些说法大家不必怪罪。
追根溯源问前朝
-----------赤峰辽文化考察侧记
一、跨越时空的“双千”之旅
《扶余县志》载:“辽初，扶余县地属达鲁古部”《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载:“达鲁古部于今拉林河以西地区”。以上两部史书提法相同。不过现有资料中，有的认为达鲁古部属于金，有的认为属于辽。更多学者倾向属辽，因金还未建国时，达鲁古部已存在。况且达斡尔族即自认为达鲁古是达斡尔的不同音译。
我国达斡尔族名，由来以久。早在公元6世纪就已出现。我国汉文史志有达呼尔、打虎儿、达湖里、打虎力、达呼里、达古尔等不同音译。《唐高祖实录》载:“契丹本性大贺氏，后分八部”。《新唐书•契丹传》说:“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在《辽史》世表中，从咄罗到邵固等诸汗均为古代契丹大贺部的首领。《续通志•氏族略》明确指出:“咄罗为‘绰罗’，谓曰‘达呼哩’，（即大贺）之首君”。《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契丹国志》等书，均称大贺都是契丹族的一个强大部落。
源于大兴安岭南麓的洮儿河，曾是契丹族大贺部的发祥之地。国家民委民族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达斡尔族简史》称:"洮儿河的古称是 ‘挞古鲁河’或‘挞兀尔河’，大贺部的全称是 ‘大贺尔’，即由洮儿河的古称所得。”并指出:汉文史籍在写我国北方山河地名和族称时，经常犯有音译不准，颤音不标，改变和颠倒原称音字的错误。
10世纪以前，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随寒暑逐水草，以畜牧畋渔为业。于是，契丹一部——达鲁古部辽初移居松嫩汇合点至拉林河一带。唐贞观二十二年 (648年)大贺部首领窟哥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松漠都督。
洮儿河本来流入大安月亮泡即已汇入嫩江。嫩江在古代向称妹江、诺尼江、难水、那河。而辽时月亮泡以东至松嫩两江汇合处按洮儿河古名改为 “挞鲁古河”，不能不和大贺氏部（达鲁古部)东移有一定关系。今他虎城，辽前曾叫 “三江越虎城”，辽时改称 “达鲁噶城”，恐怕也与此有一定关系。著名史著《曹廷杰集》称 “他鲁河亦即达鱼古河，他虎城即达鲁噶城”，“他虎”译作 “胖头鱼”是不确切的。
公元1125年辽亡。辽宗室耶律大石率一部分契丹军民远徙中亚地区，建西辽政权。也有一些首领誓不食金粟，率部投奔正在勃兴的蒙古族。也有的北迁黑龙江各地。
在达斡尔尼间还流传着一首古谣:
边壕古迹兮，
吾汗所遗留;
泰州原野兮，
吾之养牧地。
辽时泰州位于洮南城四家子。金时新泰州为今他虎城。这首古谣就是对古老家乡的怀念。 （摘自：《郭尔罗斯考略》王迅著）
其实清康熙、乾隆二帝也分别提出过“此乃契丹种也”的论述。在乾隆钦定的《辽史语解》中更是断定了达斡尔族的族源。但由于存在其他学者的不同声音，同时缺少史学界更权威的推论，因而达斡尔族族源问题一直未能确定。
前些年看了中央台播的《千年契丹》，吴东颖博士用现代科学技术DNA技术证明了达斡尔族为契丹后裔。这一消息引起了很大轰动。如果能够确认达斡尔族就是契丹后裔，那将是于史学界、文化界乃至政治经济都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旗委政府组织的两次考察，正是缘于对此事所蕴含的重大意义的认识而作出的。
笔者在考察中充满慨叹：如果达斡尔族真的缘于契丹，那么我们的考察从时间上是跨越千年的追根溯源；同时从金界壕的起点到辽上京遗址巴林左旗林东镇，相距一千公里左右。无论是时间的荒野中的追寻，还是茫茫草原上长途奔波，都不能不让人对时空的浩大、久远，产生许许多多的遐想。。。。。
二、让我看看你熟悉的脸：寻觅相同的符号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进行符号活动的动物。无论是生产生活方式，还是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生理特征及遗传，都是人类的符号。在赤峰考察期间，我们不断以眼见为实的方式，发现历史风催雨打后仍然鲜明的符号流传。
在考察中我们先后参观考察了巴林左旗的辽祖陵、辽上京博物馆、辽上京遗址、辽真迹之寺等，在巴林右旗考察了巴林右旗博物馆、荟福寺、辽中塔、萧太后点将台等。在第一次考察中我们对宁城的相关遗址、洮儿河畔的辽兵营遗址也进行了考察。在第二次考察中，我们还参观了赤峰市博物馆、位于赤峰南山的辽文化广场。
作为两次考察的重点，巴林左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八世纪初的唐代，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先人就居住于此。公元907年，契丹迭剌部首领阿保机统一了八部，916年建国称帝，国号大契丹。918年建京城于现林东镇南，名曰皇都 。
938年改皇都名为上京，府曰临潢。947年改国号大辽。
辽上京的出现，开创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草原地区建立都城的先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
辽上京的出现，使当时的草原各民族人民的联系第一次得到了有效的加强为以后元朝的大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辽上京的发展，促进了辽中期的繁荣，并 逐渐形成了以草原文化为主体，以儒家文化为依托的辽文化。
遗址有极高的城市考古价值，它是辽代五京唯一留存的可供以研究辽代城市建设现象的实物。
在辽上京博物馆，我们见到了许多熟悉的符号：历经千年得以保存的壁画仍清晰的描绘着我们熟悉的大轱辘车、左衽的契丹服装和我们的族服几乎一模一样、壁画上的人物长相几乎让我们怀疑就是旗内那个乡镇或那个单位的某某人（有意思的我们在考察组里就发现了几位的长相“很遗传”）。
同时博物馆中展示的许多内容看，同样存在大量相同的符号：从契丹族起初的信仰萨满教，看今天达斡尔族中保存相对完整的萨满教；从契丹“日崇拜”，看达斡尔族以西为大的风俗习惯，乃至房屋留有西窗（因为契丹的房屋是东向的，为采光需要，故称为各族中唯一在房屋中开设西窗的民族）；从契丹人死后先树葬，后将火化后骨灰至于真人木偶头、胸，看解放前仍存在的将萨满树葬和在黑龙江北岸时，将死者遗体殓置于独木棺；从契丹先以狩猎为主，后从事农牧业，看达斡尔在黑龙江北岸时“从事农业、种植五谷，栽培各种蔬菜和水果”（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从契丹泼水祈雨，看我国北方民族中唯一保留这一习俗的就是达斡尔族；特别是我们所熟知的契丹的“击鞠”所用球棍“月杖”，和我们传统曲棍球所用球棍别无二样。。。。。。可以说，尽管有些内容，我们在不同的书籍上接到过。但此时的“眼见为实”，更增加了我们的认同感。
语言是人类历史演变中极为重要的符号，以色列人复古还原消失已久的希伯来语就是缘于此。由于赤峰有一批学者致力于辽文化研究，使我们“很方便的”从他们的论著中寻找，已经支离破碎的契丹语言加以认同。
通过拜读白鹤皋先生所著《辽上京史话》。笔者搜寻到以汉字标注的一些契丹语词汇：“契丹”一词在契丹语中为“镔铁”，以其为族称，取义“坚强”（和达斡尔语中的“坚强”很接近。考虑到是用汉字标注，有些误差是可以理解的）；辽世宗驾幸牛犊山（用汉字标注“托库烈山”，和达斡尔语对牛犊的叫法完全相同。而蒙语称牛犊为“托库拉”）。。。。。。
在韩仁信先生所著《辽代城址探源》中对西拉木伦河的称谓提到契丹称为“枭罗根木里”。并明确说西拉木伦是蒙语对这种称谓的延续。
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的《首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更有：一百为“爪”、军事团队由部落组成，故称为“莫贺”或“某克”、对契丹神山称“哈拉哈达”（黑山）。
这些学者都认同一点，契丹语与中古蒙古语很接近。笔者倒是产生一个疑问：契丹的出现肯定早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时。而达斡尔语与契丹语存在大量的相同词汇，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又很接近。这个问题值得学者深入研究，因为由于达斡尔族与蒙古族语言相近，历史上曾有“达斡尔蒙古说”。根据契丹语和达斡尔语的关系，至少可以支持“源于契丹”学说解答达斡尔语为什么和蒙语比较接近的问题。因为由于地域原因，北方各民族彼此影响和联系是很密切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有这样一段话：“近年，随着辽文化研究并经科学测定，东北达斡尔族和云南保山仍有契丹后裔。”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当地蒙古族长相、语言、风俗也和我们很接近：比如向长辈请安、手托羊尾递到客人嘴边。听他们对话，比巴尔虎、布里亚特、科尔沁的蒙族同胞对话要易懂的多。。。。。。他们也自认为是契丹后裔。他们的理由也很充足：1211年，成吉思汗招降金朝的契丹族军官耶律留哥，封为辽王。留哥徙屯临潢。1220年留哥死，城池废弃，渐为游牧之地。笔者认为，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因为留哥死后，所率契丹部众留居当地的可能性极大。由于和其他民族、特别是蒙古族的融合，渐为蒙古族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达斡尔族和他们相近，极有可能同为契丹后裔。
在辽上京遗址，看着早已成为平地的昔日京都。笔者除了沧海桑田之感慨之外，更有另一番心得：在历经千年的雨打风吹后，我们仍发现契丹和达斡尔族之间如此众多的相同符号，这难道说明不了一些问题么？
三、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几点建议
此两次辽文化考察，在很多方面坚定了我们对“契丹说”之见。但由于千年历史跨度实在太大，历史变迁可谓纷繁。加上历来有多种关于达斡尔族起源的争议，我们不得不谨慎从事。同时此项工作的意义极大：对外则是我们民族政策的一大成果、对内则是破解了困扰史学界和达斡尔族人民几百年的一个问题。对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来说，在经济文化所蕴含的潜力难以估量。
一是旗里应将此项工作加紧落实。邀请国内知名史学界和民族学专家组成专门机构，做好此项工作。
二是进一步加大DNA鉴定的范围。特别是增加契丹族参加鉴定的对象（遗骨）数量和范围。这是最重要的。
三是重视持有其他观点者所持见解。将其论据一一推翻，所谓不破不立。
四是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相关部门支持，这样有些政策层面的问题、经费方面的支持都可以得到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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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1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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